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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穿越的公捕公判 法治的反面鏡鑒
　　銳評
　　□李曉亮
　　10月17日，華容縣東山鎮召開公捕公判大會。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別被公開拘留或公開逮捕，8名犯罪分子被公開宣判。縣四套班子分管領導和公、檢、法、司“四長”出席會議，5000多人觀看了公判活動。（10月22日中國網）
　　去年底，鄭州高院已開始要求“庭審時不能讓刑事案件被告人坐鐵籠子，不能給他剃光頭、穿囚服出庭。刑事案件被告人應和正常人一樣，穿著便裝和他的辯護律師坐在一起，和控方‘對抗’，”以去除對被告人“犯罪化標簽”，可是在上述這則新聞里，竟然還出現這種蒙昧未開化的公捕公判，真是令人吃驚不少。
　　為何會出現此種情況？或許是看重這種游街示眾式的執法有雷霆萬鈞的震懾力吧。公捕公判，不等於公開審理。它侵犯的不止是當事人的肖像權、人格尊嚴等，關鍵是它只是簡單地甚至在法院宣判前，就以“××犯罪嫌疑人”的名義，於大庭廣眾、眾目睽睽之下示眾，羞辱當事人身體。而這樣以恫嚇羞辱為目的的展覽效果，就是哪怕牌子上寫的是“嫌疑人”，但在圍觀者眼裡，其實記住的已是中心語“嫌疑人”前面的“××罪”這個定語。
　　“場面就是證據，圍觀就是審判”，示眾的惡劣效應是，被示眾者因尊嚴受損，人格受侮，而只會激起逆反仇恨甚至更強的報複心理，不思悔改；而圍觀者，則也在這種“審醜示醜”氛圍中，更易模糊情與法、罪與非罪的邊界：要麼單純反感示眾，要麼消融恥感限界。而這些都不是“捕”與“判”的法治本義。
　　在法治為主題的四中全會背景下審視，法治中國蹣跚前行的途中，只圖權力一時之快，只重數字上的嚴打政績和維穩績效，不將其轉化為制度化的法治訴求，不追求長治久安的公捕公判，顯然有違司法精神悖逆法治大勢。
　　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法治中國，不僅要有法可依，更要有良法善政；法不僅意味著更完備的制度與秩序，也意味著更多的公平和正義。希望在日常司法實踐中，能少些公捕公判等反面鏡鑒，多些關乎百姓福祉和尊嚴的具體而微的法治細節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穿越的公捕公判 法治的反面鏡鑒）